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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可道 非常道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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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 — 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 — 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 — 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 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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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华夏的渊源  

2015-01-06 18:57:2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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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书异记》:
      “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岁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泛涨,井水并皆溢出,宫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动。其夜五色光气,入贯太微,遍于西方,尽作青红色.周昭王问太史苏由曰:“是何祥也?”苏由对曰:“有大圣人生在西方,故现此瑞。……一千年外,声教被及彼土。”昭王即遣人镌石记之,埋在南郊天祠前。……穆王即位,三十二年,见西方数有光气,先闻苏由所记,知西方有圣人处世。……穆王五十二年壬申岁二月十五日平旦,暴风忽起,发损人舍,伤折树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动。午后天阴云黑,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过,连夜不灭。穆王问太史扈多曰:“是何征也?”扈多对曰:“西方有大圣人灭度,衰相现耳”。

    按:《周书异记》一书被历史学界认为是一部来历不明的书.自隋唐以来,如隋代的《历代三宝记》、唐代的《广弘明集》、北宋的《佛祖通载》、南宋的《佛祖统纪》诸书,皆依《周书异记》记载。这样,佛生于周昭之世,灭于周穆之世的传说,也就成为一千多年来汉地遵信的说法。

《列子》仲尼篇:

    商太宰见孔子曰“丘圣者欤?”孔子曰:“圣则丘何敢,然则丘博学多识者也。”商太宰曰:“三王圣者欤?”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圣则丘弗知。”曰:“五帝圣者欤?”孔子曰:“五帝善任仁义者,圣则丘弗知。”曰:“三皇圣者欤?”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时者,圣则丘弗知。”商太宰大骇,曰:“然则孰者为圣?”孔子动容有间,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丘疑其为圣。弗知真为圣欤?真不圣欤?”商太宰嘿然心计曰:“孔丘欺我哉!”
老子也曾谈到佛,他说:“吾师号佛,觉一切民也。”《西升经》说:“吾师化游天竺,善入泥洹。”符子云:“老氏之师,名释迦文。”这些内容在永明延寿禅师的《万善同归集》都已引用。
《大宋僧史略》:

    “ 僧入震旦

    五运图云。周世圣教灵迹。及阿育王造塔置于此土。合有传记。良以秦始皇焚书。此亦随爇。故今无处追寻。案始皇时。有沙门释利房等十八贤者。赍经来化。始皇弗信。遂禁锢之。夜有神人。破狱出之。又汉成帝时。刘向挍书于天禄阁。往往见有佛经。及著列仙传。得一百三十六人。七十四人已见佛经。以此详究。知周秦之代已有佛教沙门。止未大兴耳。至后汉第二主明帝永平七年。因梦金人。乃令秦景蔡愔王遵往天竺迎佛教。于月氏遇迦叶摩腾竺法兰二沙门。入东夏。今以为始也。于时佛法虽到中原。未流江表。信受未广。传行未周。洎孙氏鼎分封疆阻隔。有康僧会者。本康居国人。赤鸟年中始化于南土也。”
《后汉纪》卷十:

‘初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问其道术,而图其形像焉。’

《后汉书》〈西域传〉第七十八:
    ‘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

    即据《后汉书》并摘录《后汉记》,绮互而成。明记佛教东来之年代为永平十年者,《佛祖统纪》。而佛家一般所采用者,即此。其说如下∶
‘七年,帝梦金人丈六,项佩日光,飞行殿庭。旦问群臣,莫能对。太史傅毅进曰∶臣闻周昭之时,西方有圣人者出,其名曰佛。帝乃遣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十八人,使西域,访求佛道。’
‘十年,蔡愔等于中天竺大月氏,遇迦叶摩腾、竺法兰,得佛倚像梵本经六十万言,载以白马,达雒阳。腾、兰以沙门服谒见,馆于鸿胪寺。’
‘十一年,敕雒阳城西雍门外立白马寺。摩腾始译《四十二章经》。藏梵本于兰台石室,图佛像于西阳城门及显节陵上。’(《佛祖统纪》第三十五)
东汉明帝永平七年(64),帝曾夜梦金人飞行殿庭。因此乃诏遣郎中蔡愔等十八人,前往西域访求佛法。愔等至大月氏国遇师与竺法兰,遂请同归洛阳。其时,师携来《宝积》等经及画像,并以白马驮之,时为东汉·永平十年。明帝甚加嘉赏,因建白马寺于洛阳西雍门外馆之。师与竺法兰共译《四十二章经》一卷,是为我国译经事业之始。

    相传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八山之道士褚善信等六九0人上表,奏请火验佛、道二教之优劣。帝遂于同月十五日集众,在坛上验烧二教经典。结果道教之书尽成灰烬,而佛经则丝毫无损。摄摩腾、竺法兰由此而更尽力宣扬佛法。永平十六年示寂于洛阳,年寿不详。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上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吸收阶段,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这么七八百年的时间。在这一时期内,中国基本上都是在吸收印度传来的佛教文化,绝大多数的佛教经典,就是在这一时期翻译过来的。第二阶段是佛教中国化的阶段。隋唐以来,天台、华严、特别是禅宗的形成和发展,表明了佛教在中国已具有特色,逐渐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隋唐是这两个阶段的转折点。唐代贞观年间,玄奘大师从印度留学归来后,使当时中国的佛教水平,已非印学所能范围。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表明中国向印度学习佛教文化的漫长历史过程已经结束,并在隋唐时期形成了两小宗、八大派。两小宗是属于小乘的成实宗和俱舍宗,这两小宗实际上在中国都是大乘宗派的附属。大乘八大派有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和密宗。
华夏名人与佛教:白居易与佛教之因缘

白居易是唐代的伟大诗人,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自称香山居士。唐朝文人中,白居易与佛教僧侣往来最为密切。《五灯会元》之四上有如下记载:

“杭州刺史白居易,字乐天,久参佛光,得心法,兼禀大乘金刚宝戒。元和中,造于京兆兴善法堂,致四问。十五年,牧杭州,访鸟巢法师,有问答语句,尝致书于济法师,以佛无上大慧,演出教理……复受东都凝禅师八渐之目,各广一言而为一偈,释其旨趣,自浅之深,犹贯珠焉。凡守任处,多访祖道,学无常师,后为宾客分司东都,罄己俸,修龙门香山寺。”

贞元十六、十七年间,白居易两度到洛阳,参访了东都圣善寺法凝禅师。求得观、觉、定、慧、明、通、济、舍八字心要,并发挥为八渐偈。可以说法凝禅师是他的佛学启蒙导师。贞元十九年,他从佛光如满禅师处接受斋戒。他退居后,和在香山寺的佛光如满禅师结香火社,遂自称香山居士。他与佛光如满的情谊延续了三十五年之久。白居易曾与翰林学士钱徽一同学习金刚三昧经,四度至长安兴善寺问道于大彻禅师,转向南宗禅的参究。他写道:“已年四十四,又为品官……近岁将心地,回向南宗禅,外顺世间法,内脱区中缘,进不厌朝市,退不恋人寰,自吾得此心,投足无不安。”

又在《闲吟》一诗中写道:“自从苦学空门法,销尽平生种种心。”可见白居易对佛学的体验是十分深刻的。他曾观照自己的前世为诗僧:

辞章讽咏成千首,心行皈依向一乘。

坐倚绳床闲自念,前生应是一诗僧。
白居易被贬到江州,忠州时,开始学习坐禅,和兴果寺神凑禅师、东林寺智满禅师等交往甚密。在东林寺藏经楼读慧远大师文集深受启发。他后来将自己的文集奉献给与他有缘的寺院收藏。如庐山东林寺、洛阳圣善寺、苏州南禅院的千佛堂、龙门香山寺等都收藏有他的诗文集。

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时曾参访鸟巢禅师。鸟巢道林禅师见秦望山上松枝茂密,就居于树上,有如鸟儿筑巢而居,故人们称他为鸟巢禅师。白居易仰观禅师在树上摇摇欲坠,迷惑地说:“禅师住处甚为危险。”禅师说:“太守的处境比我更危险。”白居易说:“弟子为一州太守,住镇江州,何险之有?”禅师说:“你身居官场,明争暗斗,识性不停,譬如薪火炽燃,怎么不岌岌可危?”白居易请教道:“什么是佛法大意?”禅师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居易说:“如此简单的道理,三岁小孩也知道。”禅师说:“三岁孩童虽会说,但是八十岁老翁却未必了解其意。” 
白居易除了自己皈依佛门,持斋守戒外,还大力倡导放生,以佛教慈悲济世的精神普度众生。他写下了《放旅雁》、《放鱼》、《赎鸡》等放生诗。他写道:“常慕古人道,仁信及鱼豚,见兹生恻隐,赎放双林园。”

白居易在晚年最钟爱香山寺的幽静,以香山寺为他最后的归宿地。他写道:

空门寂静老夫闲,伴鸟随云往复还。

家酝满瓶书满架,半移生计入香山。

爱风岸上攀松盖,恋月潭边坐石棱。

且共云泉浩缘境,他生当此作山僧。

白居易晚年虔心念佛,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合三万两俸银请人按《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彩绘大型西方极乐世界图及弥勒像、西方三圣像、日日焚香顶礼,十分虔诚。并且回向众生离苦得乐共登莲城。他的《念佛偈》流传广远,至今仍脍炙人口: 

余年七十一,不复事吟哦。

看经费眼力,作福畏奔波。

何以度心眼,一声阿弥陀。

行也阿弥陀,坐也阿弥陀。

纵饶忙似箭,不废阿弥陀。

日暮而途远,吾生已蹉陀。

日夕清净心,但念阿弥陀。

达人应笑我,多却阿弥陀。

达又作么生?不达又如何。

普观法界众,同念阿弥陀。
华夏名人与佛教:韩愈辟佛与转变

总体上来说,唐朝是佛教最兴盛的时代,朝廷上下护持佛教。韩愈看到当时的儒家几乎被佛家所替代,于是,以儒家道统自居,尊儒排佛,自比为孟子之拒杨墨。当时,唐宪宗非常崇信佛法,元和十三年戊戌岁迎佛指骨舍利,于安福门亲自焚香,迎候顶礼。皇帝及百僚俱见五色光环,大家都说是佛光。唯有侍郎韩愈说“不是佛光”,不肯拜贺圣德。宪宗皇帝质问韩愈:“既然不是佛光,那么你说是什么光?”,侍郎韩愈当时失对,因此被贬潮州。韩愈在潮州,遇到了大颠禅师,因此留下了一段禅门美谈。

韩愈被贬到了潮州。问身边的人: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道行高深的大禅师啊?

身边的人对韩愈说:这个地方有一位大颠和尚。

韩愈派人前往大颠和尚处,三次请大颠和尚前往,大颠和尚皆不前来。后来大颠和尚听说韩愈三次派人来请,是为了佛光的事,于是不请自来。韩愈不许相见。让人问大颠和尚:三请不赴,为何不请自来?

大颠和尚说:三请不赴,不为侍郎;不请自来,只为佛光。

韩愈心生欢喜。于是,问大颠禅师:我在当时说“不是佛光”,难道我说错了吗?

大颠和尚说:你说得对。

韩愈说:既然不是佛光,那又是什么光呢?

大颠和尚说:当是天龙八部释梵助化之光。

韩愈说:在当时,京城如果有一个人像和尚这样说,我就不会被贬到潮州来了。

韩愈又问:不知佛有光吗?

大颠和尚说:有。

又问:如何是佛光?

大颠和尚呼唤侍郎一声:侍郎。

侍郎应诺。

大颠和尚说:还见么?(按:佛光无相,随缘现相。心光无相,应声有响。大颠和尚呼唤“侍郎”一声,这“应声而响”的是什么?分明是了了常明的心灵之光。可惜侍郎不会,诸位还会吗?)

侍郎曰:弟子到这里却不会。

大颠和尚说:这里如果会得,是真佛光。所以说,佛光无相,非青黄赤白,非大小方圆,透过须弥铁围,遍照山河大地。非眼见,非耳闻,故五目不睹其容,耳听不闻其响。(按:因此之故,称之为“无相之光”。)若识得这个佛光,则不受幻相所惑也。

大颠和尚欲归山,给韩愈留下一偈曰:

辞君莫怪归山早,为忆松萝对月宫;

太殿不将金锁闭,来日自有白云封。

一向对佛教持否定态度的韩愈,受到了大颠禅师的开示,对佛教有了新的领悟,从此,改变了对佛教的态度,并且与大颠禅师相交甚好,他有一首赠给大颠禅师的诗曰:

吏部文章日月光,平生忠义着南荒;

肯因一转山僧话,换却从来铁心肠。

宋代的黄鲁直也说:“退之见大颠后,作文理胜,而排佛之辞为之沮。”佛法教化力量之深入,移情化性之真切,即使顽石也会点头。
华夏名人与佛教:明教禅师与欧阳修

宋朝杭州佛日契嵩禅师,七岁出家,十九岁遍参善知识,得法于洞山禅师,为青原禅师门下第十世弟子。禅师道心坚定,精进修行,每天夜晚,头上必顶戴着观音圣像,口中诵念观音圣号满十万声,才肯入室就寝,多年以来,从无间断,因此宿慧大开,经书章句无不通解。曾着《原教论》十万余言,反驳崇拜韩愈、主张废佛的文士之流。又撰写《辅教编》,深得仁宗赞叹,宠赐封号为“明教大师”。  
     当时理学兴盛,一代硕儒欧阳修以儒家的立场,着《本论》毁谤佛法,并且蔚为风气,获得多人响应,明教禅师于是针对时弊,倡导儒、释、道三教思想一贯,着《辅教编》加以辩正。欧阳修看到此书之后,遂完全改变以往错误的观念,说:‘我连佛教经典中只有二百六十字的《心经》,都未明其义理,还谈什么佛法?’并且赞叹大师道:‘不意僧中有此龙象。’天微明,就整装肃衣去拜见明教禅师,请求禅师开示,共语终日。

     欧阳修在明教禅师处得到开示之后,从此对佛教有截然不同的体认,经常到名山宝刹去参访。有一次游庐山,礼拜祖印禅师,祖印禅师引用百家之说来启迪他对佛法的认识,使欧阳修肃然起敬,大有省悟,对过去自己的狂妄谢罪道:‘余旧着《本论》,孜孜以毁佛法为务,诚不知天地之广大,不知佛法之奥妙,更不知佛之为圣者,今修胸中已释然矣!’于是信仰佛教,自称为六一居士,时常行文劝善,与佛门高僧来往甚欢,成为当时文坛的佳话。 

     又有一次,欧阳修到嵩山去游玩,看到一位老和尚独自在阅读经典,不喜欢与人交谈,心中很好奇,于是上前请教说: 

     “禅师住在此山多久了?’ 

     老僧回答说:‘非常久了。’ 

     ‘平日都诵读什么经典?’ 

     ‘《法华经》。’ 

     ‘古代高僧,临命终时,能够预知时至,谈笑自若,生死自如,这是什么原因?’欧阳修紧握良机问道。 

     ‘这是定慧的力量。’ 

     ‘现代的人寂寥无几,又是什么原因呢?’ 

     ‘古德念念皆在定慧,临终那会散乱?今人念念皆在散乱,临终那会有定慧?’ 

     欧阳修听了这话以后,恍然有悟,于是走近禅师座前,再三顶礼,感谢他的开示,解去他胸中的疑团。欧阳修以当朝宰相之尊,以学贯翰林之誉,笃信佛教,那是因为佛教使他了解到生命的涵意,解除他对人生的迷惑,所以古文八大家之一的宿儒欧阳修,却在佛法之中找到他的安止处。 

韩欧辟佛

(一)

     世人未读佛经,不知佛法济世度生之深谋远虑,见韩、欧、程、朱等辟佛,便以崇正辟邪为己任,而人云亦云,肆口诬蔑。不知韩、欧绝未看过佛经。韩之《原道》之“寂灭”二字是佛法中话,其余皆《老子》、《庄子》中话。后由大癫禅师启迪,遂不谤佛。

     欧则唯韩是宗,其辟佛之根据,以“王政衰而仁义之道无人提倡,故佛得乘间而入”。若使知前所述佛随顺机宜、济世度生之道,当不至以佛为中国患而欲逐之也。欧以是倡,学者以欧为宗师,悉以辟佛是则效。明教大师欲救此弊,作《辅教编》上仁宗皇帝。仁宗示韩魏公,韩持以示欧,欧惊曰:“不意僧中有此人也!黎明当以见之。”次日,韩陪明教往见,畅谈终日,自兹不复辟佛。

     门下士受明教之教,多皆极力学佛矣。(《印光法师文钞续编·福州佛学图书缘起》)

     (二)

     欧阳修用儒家的理论攻击佛教,得到很多人的响应。明教禅师于是著书立说,加以反驳。当欧阳修看到明教禅师的书时,立刻被他的观点折服,说道:“不意僧中有此龙象!”

     拜见了明教禅师之后,欧阳修更加肃然起敬,并大有醒悟,完全改变了观点,从此信仰佛教,自称六一居士。(惟真《禅的故事》)
诗佛王维 

以禅入诗,为唐诗注入特有禅趣的王维(七○一至七六一,一作六九八至七五九),出生时,他的母亲梦见维摩诘进入室中,故取字号“摩诘”。开元九年(七二一),举中进士。张九龄为宰相时,擢升他为右拾遗,不久转任监察御史;一直到他辞官退朝之前,官拜至尚书右丞,当时的人尊称他为“王右丞”。归隐后,时常与高僧共游,又和处士裴迪等日谈经典,兴趣浓厚,不觉疲乏。曾经皈依荷泽神会禅师,从之参禅。他是唐代著名的诗人、画家、书法家,兼通音乐。当时有被推崇的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而王维则被称为“诗佛”,三人在盛唐诗坛上多有建树,可说是居三足鼎立的重要地位。 
王维早年就信仰佛教,曾“十年座下,俯伏受教”于道光法师。他一生习禅,与南、北二系的禅师均有交往,先受北宗神秀一系禅学思想的薰陶,又受南宗荷泽一系禅学思想的影响。他的母亲崔氏曾“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大照禅师就是神秀的高足普寂。王维并写有《为舜闍黎谢御题大通大照和尚塔额表》、《谒璇上人并序》、《过福禅师兰若》等,大通就是神秀的諡号,璇上人就是瓦官寺的道璇,出于神秀门下,福禅师就是受神秀亲传,与普寂同门的义福或惠福,可见王维与北宗禅师有密切的接触交往。 
王维与南宗的关系更为深厚,他除了皈依慧能大师的弟子神会外,还受神会之托,撰著《能禅师碑》,这是最早撰述南宗创始人思想的文献资料。他经常向神会请教佛法,他的许多诗作更常常“遥契南宗”,说明王维深受慧能、神会禅学思想的影响。另外,王维在《送衡岳瑗公南归诗序》中写到“滇阳有曹溪学者,为我谢之”,曹溪是慧能的传法处,曹溪学者是指南宗禅师,由此可知,他与南宗禅师交往的频繁密切。 

王维非常推崇佛教史上的维摩诘居士,尤其《维摩诘经》的“净名杜口,文殊绝名”的“不二法门”,对禅宗影响很大。所以王维推崇禅宗与推崇维摩诘居士是一致的。 
此外,王维对于净土宗的信仰,也倾心归向,他在《西方净土变尽赞并序》中说:“愿以西方为导首,往生极乐性自在。”王维常去听法的香积寺,就是净土宗寺院。他还与传扬密宗的温古和尚交往颇深。这一切都说明了王维对于佛教十分崇信,而且涉猎很广。 
在安史之乱时,王维被安禄山拘留在洛阳,并被迫担任官职,待动乱平息,朝廷以附贼之罪要将他下狱,后来肃宗怜惜他的诗才,只贬了他的官职,让他任“太子中允”,再经多年的升迁,才任职尚书右丞。但是经过这一次的动乱,王维自觉倍受屈辱,又看到朝廷纲纪紊乱,不思振作,使他更想落尽繁华,回归田园。当时他一再表示要奉佛报恩,苦行斋戒,避开纷扰人世。于是他在京师每天供养十数名僧侣,以玄谈为乐。三十岁丧妻后,就不再续弦,独自生活三十年。平日茹素,不着彩衣,居室当中,只有茶铛、药臼、经案、绳床,此外一无所有,完全过着禅僧一般的生活。每当退朝后,在净室焚香坐禅诵经,别无余念。又营建辋川别墅,与友人裴迪谈禅赋诗,悠游度日,以至终老。 
王维不仅对佛学有深厚素养,还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修行者,他把自己的生活体验与禅宗思想相互印证后,而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他主张“自性内照”,强调以内心的自我解脱来克服现世的苦难,因为自性本自清净,一切苦难的感受不过是自寻烦恼罢了,要做到明心见性,就要能忍。这是他对禅宗哲学的一种深刻领会。 
王维是一位优秀诗人,他不仅写过一些阐扬佛理的诗文,还把宗教思想与宗教感情化为诗思,在唐代诗坛上独树一格。他所作的诗文,风格淡远,意境幽绝,王维的诗篇主要是山水诗,通过田园山水的描绘,宣扬隐居生活和佛教禅理。如《辋川集.鹿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他善于在诗中表现一种“空”、“寂”、“闲”的境界,正是得力于他的禅学修养的完美呈现。如《终南别业》: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禅宗影响王维的诗歌创作艺术,可分为三个层次:以禅语入诗、以禅趣入诗、以禅法入诗。如《过香积寺》: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 
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 
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这是一首好诗,参入禅语,影响整体的禅趣。另有一首《送别》: 
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 
君言不得意,卧归南山陲。 
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 
这是表现随遇而安,自由自在的生活象征,也是“禅心”的流露。 

王维的诗歌受佛教影响很深,因此早在生前,就得到“当代诗匠,又精禅理”的赞誉,后来更有“诗佛”的美称。他不仅能把佛教义理化为诗的语言来表现,而且能以其对佛教的认识来丰富诗的内涵。
黄庭坚与佛教

北宋文人多喜参禅, 黄庭坚也不例外; 兼之江西是禅宗胜地, 法席鼎盛, 禅师辈出。所以, 黄庭坚自称是“是僧有发, 似俗无空, 作梦中梦, 见身外身”(《能改斋漫录》卷八)。虽然黄庭坚也参禅悟道, 但并没有动摇儒家和道家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他圆融儒、释、道三家思想,由此形成了一套内儒外佛道的人生哲学: 内心对是非善恶泾渭分明, 而外表随俗, 和光同尘, 与世委蛇。正所谓“俗里光尘合, 胸中泾渭分”(《次韵答王慎中》) ,“胸次九流清似镜, 人间万事醉如泥”(《戏效禅月作远公咏》) , 做到“中刚而外和”(《跋欧阳文忠公< 庐山高> 》)、“溷俗而志刚”(《与元勋不伐》)。
    
   黄庭坚早年喜作“艳词”(法秀说是“以笔墨劝淫”) , 沾沾自喜而浑然不觉。后投入黄龙派嫡传弟子晦堂祖心禅师及祖心弟子死心悟新禅师的门下, 聆听禅旨(《居士传》卷二十六) ; 并与晦堂祖心禅师的法嗣灵源惟清禅师往还; 又承圆诵法秀悔谢, 励精求道(《水月斋指月录》卷二十五) , 不再作“艳词”。他不但自己参禅悟道, 而且力劝朋友向投子聪和海会演禅师“深求禅悦, 照破生死之恨, 则忧淫无处安脚, 病既无根, 枝叶安能为害”(《罗湖野录》卷上) , 所以禅宗灯录把黄庭坚列在黄龙一派之内。
《五灯会元》第十七卷和《罗湖野录》记载了黄庭坚向晦堂祖心禅师和死心悟新禅师问道的情况。元   年间(1086~ 1094) , 黄庭坚丁家坚过黄龙山, 去拜谒晦堂祖心禅师, 乞求晦堂祖心禅师指示一条悟道的捷径。二人有过一段对话:
     晦堂祖心禅师问:“《论语》是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太史(指黄庭坚) 居常, 如何理论。”黄庭坚拟对, 晦堂祖心禅师说:“不是! 不是! ”弄得黄庭坚一时迷闷不已。一日, 黄庭坚与晦堂祖心禅师一道上山行走。当时正值桂花盛开, 十里飘香。晦堂祖心禅师见时机成熟, 便点悟黄庭坚:“你闻到桂花香了吗?”黄庭坚回答说:“闻到了。”晦堂祖心禅师说:“吾无隐乎尔。”黄庭坚一时茅塞顿开, 马上拜谢晦堂祖心禅师。黄庭坚说:“和尚恁么老婆心切。”晦堂祖心禅师说:“只要公到家尔。”
     黄庭坚后去参谒死心悟新禅师。当时黄庭坚与众人一道入室, 死心悟新禅师见黄庭坚进来, 便张目问道:“新长老死, 学士死, 烧作两堆灰, 向甚么处相见?”黄庭坚不能回答,死心悟新禅师便不客气地请黄庭坚出去。黄庭坚后被贬谪至黔南, 道力愈胜, 于无思量处忽然明白死心悟新禅师的话, 于是便给死心悟新禅师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往年尝蒙苦苦提撕? 长如醉梦, 依稀在光影里, 盖疑情未尽, 命根不断, 故望崖而退尔。谪官在黔南道中, 昼卧觉来, 忽尔寻思。被天下老和尚谩了多少! 唯有死心道人不肯, 乃是第一相为也, 不胜万幸。”
     后晦堂祖心禅师去世, 黄庭坚作《晦堂塔铭》:“荼夙承记别, 堪任大法。道眼未圆, 而后瞻?睹, 实深宗仰指叹。乃勒坚   , 敬颂遗美。”黄庭坚供祭晦堂祖心禅师, 祭之以文, 吊之以偈,“海风吹落楞伽山, 四海禅徒著眼看。一把柳丝收不得, 和烟搭在玉栏干。”
     黄庭坚曾经写过一首诗给灵源惟清禅师, 题名《自巴陵略平江临湘入通城无日不雨至黄龙奉谒清禅师继而晚晴邂逅禅客戴道纯款语作长句呈道纯》:
     山行十日雨沾衣, 幕埠峰前对落晖。
     野水自添田水满, 晴鸠却唤雨鸠归。
     灵源大士人天眼, 双塔老师诸佛机。
     白发苍颜重到此, 问君还是昔人非?
王安石与佛教

北宋士大夫与佛教关系密切,其中王安石与佛教的关系尤受学界瞩目。对事物的认识和接受程度,往往取决于对该事物的态度,王安石晚年如此热衷于佛教,那么原先他对佛教的态度又如何呢?这从王氏好友、著名古文家曾巩和他开的一个玩笑中可以看出来。宋僧惠洪《冷斋夜话》卷6“曾子固(巩)讽舒王(王安石)嗜佛”条记载: 

舒王嗜佛书,曾子固欲讽之,未有以发之也。居一日,会于南昌,少顷,潘延之亦至。延之谈禅,舒王问其所得,子固熟视之。已而又论人物,曰“某人可秤”。子固曰:“弇用老而逃佛,亦可一秤?”舒王曰:“子固失言也。善学者读其书,惟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子固笑曰:“前言第戏之耳。” 

曾巩崇佛是假,王安石 “惟理之求”却是真。在他心目中,在学术上,无论佛、老,哪怕是“樵牧之言”,只要合乎道理,便可采纳。众所周知,曾巩对佛教是极端排斥的,他的一句玩笑话,令王安石道出了“嗜佛书”的理由:他将佛教视为诸多学说中的一家,并不因为它是外来宗教,就对之抱有偏见,判为“异端”。 

王安石对佛教客观和宽容的态度,在主政时期已有所表现,他与神宗曾有过如下对话: 

安石曰:“……臣观佛书,乃与经合,盖理如此,则虽相去远,其合犹符节也。”上曰:“佛,西域人,言语即异,道理何缘异?”安石曰:“臣愚以为苟合于理,虽鬼神异趣,要无以易。”上曰:“诚如此。”[1] 

这段话表明君臣两人对佛教的态度都很通达,王安石将佛经与儒家经典相提并论,认为两者若合符节。神宗亦认为佛陀虽说异域之语言,但所说“道理”和儒家似无二致。从王安石这一面来说,他的这种态度和言论,在当时的确难能可贵。北宋士大夫中不少人视佛、老为异端,无论是孙复、石介那样的真心排斥,还是二程等那样的表面排斥而暗中吸取,或是苏轼那样的私下热衷参禅悟道,在公开场合,士大夫们都很注意与佛、老划清界限。因为佛教毕竟属于外来宗教,其教理与儒家学说的差异不容否认,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王安石以宰辅之尊,居然能够惟“理”是从,对佛教不怀任何偏见,实在难得。 

并且,王安石对佛教的宽容态度是一以贯之的,他将佛经与儒家经典相提并论,公开场合如此,私人交往中亦如此。他曾致书曾巩,劝其读经,曾巩误以为指佛经,就指斥佛经乱俗,由此引发了王安石回信中的一番议论.
王安石晚年的佛经注解及佛学思想  

假如说,在执政时期,王安石囿于政治地位,只能表明自己并不反对佛教的态度,不便公开支持,那么在退居江宁之后,随着地位的改变,他亲近佛教的障碍就被扫除了,由此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冷斋夜话》卷10“圣人多生儒佛中”条记录的王氏谈话颇能说明问题: 

朱世英言:“予昔从文公定林数夕,闻所未闻。尝曰:‘子曾读《游侠传》否?移此心学无上菩提,孰能御者哉?’又曰:‘成周三代之际,圣人多生儒中。两汉以下,圣人多生佛中。此不易之论也。’又曰:‘吾止以雪峰一句语作宰相。’世英曰:‘愿闻雪峰之语。’公曰:‘这老子尝为众生,自是什么?’”  

在退居生活中,注解佛经成为王氏的一项重要学术活动,而一些佛教理论问题,亦是其关注和思考的重点。 

王安石所注的主要是《维摩诘经》和《楞严经》。《王文公文集》卷20有《进二经札子》,据其中“臣蒙恩免于事累,因得以疾病之余日,覃思内典”之语,可知其注解佛经在罢相退居之后。关于解释佛经的目的,王安石说: 

切观《金刚般若》、《维摩诘所说经》,谢灵运、僧肇等注多失其旨,又疑世所传天亲菩萨、鸠摩罗什、慧能等所解,特妄人窃借其名,辄以己见,为之训释。不图上彻天听,许以投进。 

由此可见,王安石是不满于前人对二经的注解,才起意重注的。可惜的是,王安石所注《金刚经》与《维摩诘经》都已散佚,我们无法了解他究竟是如何阐发经旨的。 
王安石是个与佛有缘之人。上文已经说过,在退居之前,王氏对佛教的态度就比一般士大夫来得宽容通达,而他对佛学本身的兴趣又是那样浓厚,晚年退居的生活环境又为他学佛提供了一个宁静的氛围。王安石的归依佛门,简直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大约在退居之初,他写了一首《望江南》,题为《归依三宝赞》,表明了自己归依佛门的心愿: 

归依众,梵行四威仪。愿我遍游诸佛土,十方贤圣不相离。永灭世间痴。 

归依法,法法不思议。愿我六根常寂静,心如宝月映琉璃。了法更无疑。 

归依佛,弹指越三祗。愿我速登无上觉,还如佛坐道场时。能智又能悲。 

三界里,有取总灾危。普愿众生同我愿,能于空有善思维。三宝共住持。 

佛教以佛、法、僧为“三宝”,佛子一般也自称三宝弟子,归依三宝,就等于入了佛门。词作浅白易解,王安石表示将先归依僧众,修行四威仪(即行、住、坐、卧),消灭世间痴顽;次归依佛法,愿得六根清静,心境空明;最后归依三世诸佛,登无上正等正觉,悲智双运。这里的“三祗”就是三个“阿僧祗劫”的略语,指菩萨修行至于成佛的极长的时间。王安石还愿自己证得无上觉之后能普渡众生,使大家共同住持三宝,对“性”之“空”、“有”问题具备正知正见。这首《望江南》标志了王安石人生态度的重要转变,可以看作他的所有佛理诗的总纲。
范仲淹的一生佛缘

北宋名臣范仲淹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以其高尚的道德和伟大的人格光耀千古,永为后世敬仰。他的忧国忧民的博大胸襟和浩然正气,千百年来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他的名篇《岳阳楼记》和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被后人千古传诵。 

     范仲淹先生(989-1052年),字希文,江苏吴县人,卒谥文正,追封楚国公。先生幼孤家贫,即胸怀大志,以天下为己任。他曾遇到一位相士,问道:“你看我以后能做宰相吗?”相士说:“小小年纪,口气不小。”范仲淹又说:“那你看我能否做医生?”相士惊讶地说:“怎么相差那么大?”范仲淹回答说:“唯有良相与良医可以救人。”相士赞叹道:“君仁心如此,真宰相也!”先生年少时在山东长白山礼泉寺勤苦读书,每日煮粥两升,冷却后切为四块,撒上盐和菜末,早晚各食两块,以此果腹。后来,先生游学于河南应天府书院,“五年之中未曾解衣就枕,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仲淹不苦也。” 范仲淹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考取进士,从此步入仕途,逐步实现他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人们对先生一生的事迹颇为熟悉,而对他与佛教的渊源可能不甚了解。

     范仲淹先生自始崇信佛法,与佛教颇有渊源。起初,先生在礼泉寺读书时,偶然间发现寺中地窖内藏有金子,先生虽然家时,才对僧人言及此事,取金修寺。先生之高尚品格,犹如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此时已自与众不同。

     先生事亲至孝,母亲去世后,请僧人诵经,孝心感应观世音菩萨助念。藉菩萨之力,母亲得以超升天界。

     范仲淹先生一生莅任所到之地,必造寺度僧,兴崇三宝。晚年时曾舍宅为寺,名为天平寺,并延请浮山法远禅师住持。先生留心佛典,诵《金刚经》“辄有冥契”。值得一提的是,据《角虎集》载,先生“常修净业,以养圣胎”。

庆历初年,先生奉命宣抚河东,于旅途间,得故经一卷,名曰《十六阿罗汉因果识见颂》,内容乃是诸阿罗汉诵佛所说善恶因果,识心达本之法(因者,因缘;果者,果报;识者,诸自本心;见者,见其本性)。先生阅读过后,法喜充满,特作序赞叹,流通于世。序文中写道:
“余尝览释教大藏经,究诸善之理。见诸佛菩萨,施广大慈悲力,启利益方便门。大自天地山河,细及昆虫草木,种种善谕,开悟迷途。奈何业结障蔽深高,著恶昧善者多,见性识心者少。故佛佛留训,祖祖垂言,以济群生,以成大愿。”足见先生是深知佛家真谛的。他的两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生还说过‘以万灵为心,以万物为体”、“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先生“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爱持众同,乐与人共”,这些可以说都是菩萨境界,深获佛法之益。先生善写诗文,他的诗文颇有与佛法相通之处。而且他已经开始从佛法中汲取营养,壮大儒学。

     范仲淹先生一如历代士大大一样,喜与佛门高僧大德交游。先生曾问道于琅琊慧觉禅师,且有偈赠予禅师:

     连朝共话释疑团,岂谓浮生半日闲。
     直欲与师闲到老,尽取识性入玄关。

     宋仁宗景祜四年,范仲淹出守鄱阳,仰慕古禅师道风,多次拜访问道。古禅师曾寄偈相勉:
     丈夫各负冲天气,莫认虚名污自身。
     撒手直须千圣外,纤尘不尽眼中翳。

     先生还与圆悟禅师相善,并且勉其参方行脚。圆悟禅师在先生的劝勉下,遍参诸方,卒成大器。先生还曾屡次为文表赞佛门高德。仁宗皇祜元年,天竺山日观庵善升禅师入寂,先生为其撰写塔记,表彰德行。浮山法远禅师,曾住持天平寺,入寂后,先生为其撰写碑铭。在碑铭中,先生赞道: “呜呼远公,释子之雄。禅林甘泽,法海真龙。寿龄有限,慧命无穷。寒岩脊骨,千载清风。”

     先生曾与起居舍人尹洙为莫逆之交,尹洙临终之日,先以书信与先生告别,先生速来看望,恸哭不已。尹洙忽然又睁开眼说道:“已与公别,何用复来?且死生常理,希文岂不晓乎?”说完后端坐而逝。

     先生得到众多良师益友警醒与提携,道业日进,深得佛法实益。纵观范仲淹先生的一生,确实始终是立身行道,真正践履了儒家兼济天下和佛家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令人钦佩不已。先生为官则勤政爱民、奖掖人才,居乡则自奉俭约、乐善好施。修水利、举人才、置义田、兴义学、济贫困,先生一生的善行义举,不胜枚举。
苏轼一生:与佛的距离还有多远

苏轼一生,宦海沉浮,起伏跌宕,几经沧桑。然而其为人,自有过人的定力。进,可一展抱负;退,能独守心灵,是文人学士中通达圆融、境界极高之辈。这当然都得益于他对儒、道、佛的研习与心得。
    
被贬黄州,他与佛印禅师交往甚密,为后人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传闻,令人捧腹。当然也包括佛学心得。据说一天佛光闪动,苏轼突发诗兴,做了一首佛偈:
    
“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
    
苏轼反复吟哦,自以为得了佛道,非常满意!
    
此诗貌似论佛,实则隐隐有自己傲然政治风雨,不畏人间讥誉,不屑人生伏荡的况味。欣欣然,他当然首先想到的是与佛家好友――佛印禅师交流,让他对自己这业余礼佛之人口服心服。于是便将诗偈抄在诗笺,封好,叫人送过江岸,征求佛印禅师的意见。没想到佛印拆信一看,是首具有偈语意味的绝句,不发一声,提笔在诗笺的下端,批上“放屁”两字,交佣人带回。
    
其实苏轼这诗写得还真不错,把佛喻为“天中天”,为其的首创。天为人敬,而佛为天敬,颇有新意。
    
“毫光照大千”,则是言佛,慈悲光芒,遍照大千。
    
“八风吹不动”,一语双关,既有岿然于自然八面风雨之表象,又有佛家所指称、讥、毁、誉、利、衰、苦、乐八种俗风的禅意。这“八风”是人生必经之炼狱,有谁能堪破?若真能无视“称颂赞美、讥嘲诋毁、名誉利禄、苦乐享受”,不为所动,则必归佛矣。唯佛,方能不为“八风”所动,“端坐紫金莲”!莲花台上一派无上庄严之宝像,真是呼之欲出。
    
东坡本以此诗喻己之超然境界:佛在心中,己非俗客,达及心能转物而不为物转之境地。再细敲,似也找不出明显的毛病,岂能不好!好一个佛印,居然手批“放屁”二字,佛可忍,俗不可忍!苏轼立马乘船过江去金山寺找佛印禅师理论。
    
此时,禅师早已等立江边。苏轼一见,就气呼呼地说:“禅师!你我至交,我的诗,你看不上没关系,也不能辱人呀!”
    
禅师平静地说:“我什么时候侮辱你啦?”
    
“这不是侮辱,还是什么?今天你得给我个说法!”
    
禅师顿时哈哈大笑:“还‘八风吹不动’呢!怎么‘一屁就打过江’来?”
    
东坡大悟,惭愧不已。
    
自以为禅心已笃的苏大学士,刚得一偈,就为讥毁所动,看来一个人要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超然物外,确非易事。
    
皈依佛道,不单靠信仰,更看重的是“智慧”,强调的是“慧解脱”,也就是说,佛教徒,要通过努力,用心灵智慧去感知宇宙、认识人生、消除痛苦、获得解脱,从而达到“大彻大悟”的理想境界。至于“禅宗”,则更是追求心灵的慧悟。它脱离文字与语言,全凭一“心”之顿悟。正如青原禅师所言:禅就是我们的“心”。所谓“达摩西来无一字,全凭心地用工夫”。人生俗世,身在境外。
    
唐代龙山禅师曾有一诗:
    
“三间茅屋从来往,一道神光万境闲。莫作是非来辨我,浮世穿凿不相关。”
    
诗意是:人生在世,虽住茅屋,吃粗粮,但以智慧观功名利禄、誉毁苦乐之短暂,那么就心地坦然,无所羁绊。茅屋犹阁楼,粗粮即珍馐,尘世一切是非苦乐,与我何干?我自“闲行闲坐任荣枯”,悠然怡然,淡入化外。
    
其实东坡,字面已得,心未全悟,一“屁”过江,方才豁然。圆融通达如苏轼,尚且如此,我辈何然?扪心自问,我们与佛的距离还有多远?
苏东坡与佛教——抄经追思 

世人参习、摩练字法,经常出入寺院观摩碑刻,以文字工整之经卷为习字范本,并在亲友忌日抄写几卷以示孝敬,苏轼亦不例外,常为友人或亲人抄写经卷。抄读佛经,是苏轼一生从未间断的活动,他一生抄写过的佛经很多,如刘克庄云:“至坡公则手书佛经非一种。”[1]见于苏轼传世诗文者有《金刚经》、《莲华经》、《多心经》、《摩利支经》、《楞伽经》、《八师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圆觉经》、《楞严经》等。其中,《多心经》、《金刚经》、《楞伽经》更是多次抄写。《楞伽经》可以稳心,《金刚经》可以救难。苏轼不仅为他人写经,还为自己的妻妾、父母抄经,以超度他们的亡灵。抄读佛经,是苏轼一生从未间断的活动,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还为母亲抄写了《楞严经》中的一段经文。

苏轼在杭州四年,之后又官迁密州、徐州、湖州,颠沛不已,甚至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副使,这期间,王朝云始终紧紧相随,和他一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成为他艰难困苦中最大的精神安慰。在黄州时,他们的生活十分清贫。王朝云在惠州生下一子后,身体十分虚弱,终日与药为伍,总难康复,于是就皈依佛门,拜泗上比丘尼义冲为师,日日诵经拜佛。“盖常从丘尼义冲,亦粗知大意,且死,诵《金刚经》四句偈乃绝。”[9]“亦学佛,临去,诵《六如偈》以绝。”[9]A不久,她便带着不舍与无奈溘然长逝,年仅34岁。绍圣三年(1096)七月五日,死前弥留时仍诵《金刚经·六如偈》,苏为制铭中有云:“浮图是瞻,伽蓝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归。”临终前她握着苏轼的手意蕴深长地说:“世上一切都为命定,人生就像梦幻泡影,又像露水和闪电,一瞬即逝,不必太在意。”这番话并不只是她皈依佛门后悟出的禅理,这其中蕴藏着她对苏轼无尽的关切和牵挂,生前如此,临终亦如此。苏轼为其作《悼朝云并引》:“苗而不秀岂其天,不使童乌与我玄。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惟有小乘禅。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归卧竹根无远近,夜灯勤礼塔中仙。
父苏洵在世曾作《极乐院造六菩萨记》,来追念自己的骨肉之亲。而苏轼受父母影响,在父母的忌日,苏轼都有佛事活动。元丰四年(1081)四月八日,母程氏忌日,苏轼饭僧于安国寺,作《应梦罗汉记》。为纪念父亲苏洵而抄写佛经,是与弟苏辙同时进行的。苏轼抄写的是《圆觉经》,苏辙抄写的是《维摩经》。元丰七年(1084)的四月二十五日,父洵忌日,苏轼也曾手写宝积献盖颂佛一偈,赠圆通禅院长老可仙。元佑六年(1091),苏轼守杭,应圆照(元照)律师之劝,为亡母程氏舍遗留簪珥于净慈寺,命工胡锡画阿弥陀佛像,作《阿弥陀佛颂》,以荐父母冥福。苏轼在《阿弥陀佛颂》序中说:“钱塘圆照律师,普劝道俗归命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眉山苏轼敬舍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遗留簪珥,命工胡锡采画佛像,以荐父母冥福。”“愿我先父母,与一切众生。在处为西方,所遇皆极乐。”[12]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为母亲程氏抄写《楞严经》中之《圆通偈》(《东坡文集》卷六十九),以荐母亲冥福。
林则徐与佛教

身居要职,坚持早晚诵经
慈悲利人,行持人间佛教
——林则徐与佛教

林则徐(一七八三年—一八五0年)清末政治家,福建侯官人,嘉庆进土。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奉者。
     林则徐虽然身居要职,公务很忙,但还是坚持每日早晚功课。他将《金刚经》、《佛说阿弥陀经》、《心经》、《往生咒》等佛经写在四寸见方的小本子上,便于在旅途中坚持早晚课诵,从这点可见他精进修持之一斑。
     他不但自己精进修持,并将佛陀慈悲利人的精神,落实于爱国爱民的具体行动。早年曾修治黄河、白茆、浏河等水利,使一方众生免除水患、干旱之灾;曾力排种种干扰和压力,严禁鸦片,成绩卓著,使许多百姓摆脱迷毒之害;鸦片战争爆发又严密设防,使英军在奥无法得逞,力使中土人民免于侵略者的奴役蹂躏;为了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兴旺,曾派人翻译外文书报,编成《四洲志》,借此学习、借鉴外国人的一技之长。可见工作、事业和修持佛法并不矛盾,两者完全可以相辅相成,融为一体。
     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针对世风日下的时弊,于一八三九年九月巡视澳门后,在前山写了《十无益格言》:
存心不善,风水无益;
父母不孝,奉视无益;
兄弟不和,交友无益;
行止不端,读书无益;
作事乖张,聪明无益;
心高气傲,博学无益;
为富不仁,积聚无益;
巧取人财,布施无益;
不惜元气,服药无益。
淫逸骄奢,仕途无益。
这《十无益格言》也可以说是林则徐学佛心得点滴,对现代人仍然有深刻的教育和鞭策意义。
梁启超与佛教:

梁氏晚年不问政治,从事学术研究,专务著述讲学,亦深研佛学,知人生虽幻,而精神决不与躯壳同朽,故一生奋斗,至死不倦,皆得力于佛学修养。
     梁启超信佛,他的研究佛学,最早是他的老师康有为的影响,他在《三十自述》—文中说: “先生又常为语佛学之精深博大,余夙根浅薄,不能多所受。”后来,他在北京、上海和谭嗣同交往,二人常“相互冶佛学”。梁氏又曾从日本学者研习《俱舍论》。
     一九〇二年,梁氏著《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论佛教与群冶之关系》,前者指出无宗教思想则无统一、无希望、无解脱、无忌惮、无魄力;后者指出佛教有六大优点:智信而非迷信,兼善而非独善,人世而非厌世,无量而非有限,平等而非差别,自力而非他力。
     梁氏对学术上的贡献极为丰富,生平著作一千数百万字,晚年深入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并研究佛学,他所著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都是在史学上极有影响的著作,此外,如《饮冰室文集》《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先秦政治史》《墨子学案》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
     一九一八年,梁氏自欧洲考察回国后,即深入研究佛典,并以研究所得,撰写论文发表,如《佛教之初输入》《一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等篇,都是这几年完成的。
     梁氏在天津饮水室著《中国通史》,因积劳成疾,竟至咯血,医生诊断为肋膜炎,经诊治,病渐愈。在养病、期间,仍研读佛书,先后读过《识论述记》《竹窗随笔》《云栖遗稿》等,对佛教进行探索研究。

梁启超论佛:

佛教之最大纲领曰悲智双修,自初发心以迄成佛,恒以转迷成悟为一大事业。
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独善,乃入世而非厌世。
有放万丈光焰于历史上者焉,则佛教是也。
六朝至唐数百年中,志行高洁、学识渊博 之 士,悉相率入于佛教之范围。
谭嗣同与佛教:

谭嗣同知识广博,好今文经学,喜读王夫之《船山遗书》,也尝学习近代自然科学知识。谭嗣同在京期间,会见了许多佛教学者,对佛学有了认同。这时,他觉得“平日所学,茫无可倚”、“徒具深悲”。他开始对佛教思想进行系统的研究,并且还进行学佛的实践:     “于是重发大愿,昼夜精持佛咒,少不间断”、“渐渐自能入定,能历一二点钟始出定。”     由此可见谭嗣同学佛是有一定的体验的,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认同。
     一八九六年夏,谭嗣同到南京,结识了近代著名的佛学家杨仁山居士,从杨仁山受学佛学一年。就在这期间,他“闲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成《仁学》一书”。
     据历史学家吴晗考证,谭嗣同的这部名著《仁学》就是在杨仁山创办的金陵刻经处内写成的。谭嗣同《金陵听说法诗》序中自言:“吴雁舟嘉瑞为余学佛第一导师,杨仁山先生文会为第二导师,乃大会于金陵,说甚深微妙之义,得未曾有。”梁启超《谭嗣同传》也说谭氏因从学杨仁山居士,才“遍窥三藏,所得日益精深”     谭嗣同接受佛学,是因为佛学博大精深,并且有着“自贵其心”、积极进取的救世精神。在学术上,谭嗣同认为佛学广大,“六经未有不与佛经合”,“故言佛教,则地球三教,可合而一。”(《仁学》在应用上,佛学有着舍身救世的大无畏精神。“善学佛者,未有不震动奋勇而雄强刚猛者也(《仁学》)”。在谭嗣同看来,佛教积极入世、普渡众生的精神与“孔孟救世之深心”是一致的。“度众生外无佛法”。《仁学》一书,正体现出以佛法求世法、经世致用,积极入世的经世佛学思想。
     谭嗣同最终因参加社会革命而慷慨就义,诚如梁启超所说:“然真学佛而真能赴以积极精神者,谭嗣同外,殆未易一二见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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